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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2030年建成比较完善的老龄社会医养综合照护服务体系

Time:2020-05-20

01
正确把握我国人口老龄化特征

Q

记者: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人口老龄化备受关注,您怎么看待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A

张瑾:认清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需要正确把握我国人口老龄化特征。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人口结构是谋划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始终把握的基本国情。我国自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由于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与世界上先期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的一般规律不同,呈现出“速度快、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未富先老、边富边老”等特征。


规模大。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1月17日公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388万人,占总人口18.1%,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603万人,占总人口12.6%。2018年,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949万人,占总人口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6658万人,占总人口11.9%。60周岁及以上和65周岁及以上分别增加了439万人和945万人。我国在快速老龄化,65周岁及以上人口是以接近1个百分点的数量在上升,而且这一数据还可能加快。据全国老龄办预测,203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3.7亿人,占比25.3%。2053年前后老龄人口达到峰值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87亿,占比34.9%。届时每3.3个中国人中将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速度快。年龄中位数是将全体人口按照年龄大小顺序排列,居于中间位置的那个年龄。我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80年的22岁快速上升至2015年的37岁,预计2030年将升至43岁。人口老龄化有两个含义,狭义指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广义的还包括人口年龄中位数上升。持续的低生育率导致人口快速老龄化,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在1950-1980年大多保持在22岁以下,但之后随着生育率持续低迷、中国人口快速老化,到2015年升至37岁;其中30岁及以下人口占比从1982年的64.4%,降至2000年的50.5%,再降至2015年的40.1%。按照目前趋势,预计到2030年、2050年将分别升至43岁、50岁。从国际看,195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的上升速度仅次于日本。1950-2015年,美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30.2岁升至37.6岁,上升7.4岁,欧洲从28.9岁升至41.6岁,上升12.7岁,日本从22.3岁升至46.3岁,上升24岁,印度从21.3岁升至26.7岁,上升5.4岁。如果仅看1980-2015年,则中国人口老化速度前所未有,该时期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上升7.6、9.0、13.8、6.5岁,远小于中国的15岁。从老龄化过渡到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5年(1970-199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21年(1995-2006年)。中国198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为4.9%,2001年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2019年占比达12.6%,如果每年0.5%的速度增长,预计我国用约22年(2001-2022年),即于2022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30.0%,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


未富先老。日本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为2037美元,OECD国家在进入老龄社会时的人均GDP为1万美元,我国2000年的人均GDP为959美元。我国2019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8.1%,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而日本老龄人口相当于我国的这一水平时,人均GDP达到2.54万美元。我国未来二十年老年人口还要大幅度增长,老年人退休前创造财富,退休后消耗财富,财富主由年轻人创造,这就造成代际之间的矛盾。即使是发达国家,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也都出现了国家财力不足的问题。2000年,我国进入了老龄社会,大约2022年我国会进入深度老龄社会(65岁14%);2033年左右,65岁以上的老人会达到20%,中国将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中国从一个年轻的社会进入老龄社会、深度老龄社会、超级老龄社会,预计共用30年的时间。美国1950年进入老龄社会,到2015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用了65年,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做到有备而老。我们是“跑步”进入超级老龄社会,是“未富先老”和“边富边老”。



02
加速老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Q

记者: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出发,您怎么看待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A

张瑾:因为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引发少子化,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引发大规模人口流动,家庭趋于小型化,原有的家庭解构,空巢独居老人不断增加,传统“孝道文化”心理结构松动,使得家庭照护功能逐渐弱化。我国老年人的基数大,老龄化发展快,势头猛,巨大的需求与社会化医养照护供给的不足形成强烈对比,必须抓紧时间构建老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空巢独居老人照护需求大。城市(镇)和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空巢老人”现象。20世纪70年代,受“少生优生,晚婚晚育”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城镇生育率比农村生育率低,在大中城市里老人独居的现象更比比皆是。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至2010年十年间,中国城镇空巢老人比例由42%上升到54%,农村由37.9%升到45.6%。2013年中国空巢老人人口超过1亿,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陆续进入老年,2030年中国空巢老人数将增加到两亿多,占到老人总数的九成。据天津市统计局城调队2019年抽样统计,城市居民家庭空巢老人家庭已占54.0%,32.4%的空巢老人独自居住。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和小城镇劳动人口向大城市流动迁徙,农村老年人口增多,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空巢引发的老人各种身心问题和疾病也更加突出,这是我国面临的严峻现实。


患病率高和失能失智老人多。根据老年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为76%-89%。患慢性病的老年人中46%有运动功能障碍,17%生活不能自理,82.9%的老年人需要每年到各种医疗机构看病。据有关医学文献,65岁以上老年人平均患7种疾病,最多达25种。卫健委的数据显示,我国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1.8亿(占60岁以上老年人总数的65%)。2016年全国老龄办发布《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显示,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4036万人,占老年人18.3%,完全失能的老年人1000万左右,老年人的家庭环境不适应老年人身体状况变化的超过了6成。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调查报告》(2016)显示,每年全国走失老人约有50万人,平均每天走失约1370人,失智和缺乏照料是老人走失的主因。老年人的医养照护成为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加快完善医养服务体系建设,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客观要求。


传统家庭照护模式难以为继。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家庭趋于小型化,加之城市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子女陪伴父母的时间变少。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家庭结构和集居方式,迅速向不稳定状态下的小型化转变,导致了社会长期依赖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和“孝道文化”心理结构松动,使得我国传统的家庭照护功能逐渐弱化。特别是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大部分家庭呈现4-2-1的特殊结构,即2个劳动者赡养4位老人的同时抚养1个孩子,家庭养老照护能力大为削弱。据山西省郭迎光等同志对某贫困村的调查,占全部老人89%的贫困老人,能得到子女赡养的只占16%。“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越来越成为家庭的现实难题,在出现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后,多数家庭人手立刻变得紧缺、经济压力增大、工作受到影响。失能老人对护理的专业度要求较高,家庭提供非正式照护的传统模式显然难以为继。因长期护理保障不足,不少老年人在需要护理时只能选择长期住院,消耗了大量医疗资源,加重了家庭负担。


农村养老难。中国有75%以上的老年人生活在广大农村,农村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的养老,尤其是高龄和失能农村老人身体状况更差,他们既需要“养”,更需要“医”,这部分人的养老已经成为非常棘手的难题。山西郭迎光同志《武家堡调查》、《庆鲁沟调查》和河南省耿明斋教授《整村调查报告》提供的资料,山西省平川地区某村2014年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全村户籍人口比例达17%(如按常住人口比例会更高),河南省平原地区两个样本村2017年60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分别达到16.9%和18.5%,都已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山西吕梁山区某村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53.85%。农村医养照护服务面临着老人经济收入较低、社会认识偏差等主观因素制约,而且受制于监管体系滞后、人才培养薄弱、医养结合困难、医保配套不足等客观因素制约,形成了诸多困境。


03
把握制度建设与产业发展战略机遇期

Q

记者:结合相关调研成果,您怎么解读我国老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时间表和目标任务?
A

张瑾:结合我们的调研和专题研究成果。我们认为,2020-2030年:制度建设时间窗口期。随着我国健康条件改善引致的老年人寿命普遍延长,以及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将在十年内全面进入老年人行列,健康养老越来越成为社会忧虑的焦点。面对将来可能出现的一对青壮年夫妇需照料双方两代老人的现象,我们确实要有紧迫感,力争于十年的窗口期内,在制度和服务体系建设上抓紧做好准备。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世界卫生统计2018》数据显示,中国人健康寿命是68.7岁,预期寿命是77岁,68-77岁大约9-10年的时间患有各种疾病。失智老人一般70岁左右开始发病率比较高,占15%,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1962年开始吃饱饭,1963年出现人口高峰,婴儿潮的这一代人,到2031年68岁,进入患病高发期,他们到2033年70岁,2020-2030年是我国社会抚养比还相对较低、老年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时期,是完善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体系,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做好各项政策制度设计,加快建设和完善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重要制度建设的时间窗口期。时间非常紧迫,如果这期间服务体系、服务队伍、管理制度建立起来,老龄社会的照护问题才能解决。目标是到2030年建成比较完善的老龄社会医养综合照护服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全面和无缝对接的医疗照护、康复照护、长期照护和日常生活照护服务。


2020-2030年:产业发展战略机遇期。少子老龄化的这种发展趋势,如果应对不当,对国家来讲,会引起创新动力减弱、劳动人口缺乏、储蓄率降低和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对居民家庭和老年人群体来讲,社会老龄化过快带来的不适和压力则更直接,在中国传统家庭结构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大背景下,养老问题正逐步由家庭问题演化为重大社会问题。但另一方面还要看到,由于制度供给和产品供给不足,信息不对称产生错配,导致需求与供给产生巨大差距,对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出强烈的要求,也为养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老龄人口的迅速增加创造出新的有效需求,发掘利用得好,即可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经济增长因素,催生出“银色经济”市场。比如,日本通过科技赋能养老服务和产业发展,培育了未来竞争的新优势。根据光大证券研究院的测算,国内养老服务市场潜在空间超5000亿。融入“黑科技”的养老与康复辅具产业会快速发展,据民政部数据,预计到2020年,我国养老和康复辅具产业规模将突破7000亿元。全国专业护理人员的缺口1500万人,通过职业健康照护师的培训、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管理,可以大量增加就业。由于需要投入巨量的社会资源及缺乏安全保障、服务标准、操作规范的制度设计,养老照护服务进社区、进家庭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都为养老产业发展提供了机会。


养老产业研究


浙江省老年服务业协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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